周大平

周大平 

在大陆居民赴台观光团首发并两岸周末包机开通之际，央视网“及时雨”般地载文提醒大陆游客要遵守台湾社会的出行习惯。这些习惯，有的是大陆没有的，比如台湾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全面”到连走在路上吸也不行；因室外少有垃圾桶，有垃圾要暂时用袋子装起来，不可随便丢弃；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不得嚼口香糖、吃东西、喝饮料，违者将被处以高额罚金。有的是大陆虽有却落实不力的，比如台湾公交车上设有专为老幼孕残准备的“博爱座”，在大陆首善之区北京为迎奥运也把每月22日定为“让座日”，而在“让座日”以外的其他时间，效果就差了许多。

大约在一个多月前，有台湾媒体在“要让大陆客体验‘小声文化’”的文章中谈到，曾有个来自大陆的校长团，在岛内观光时不分场合打手机大声喊话，在有禁烟标识的地方吸烟，在路旁拉过“槟榔妹”合影等等行为，很令台湾同胞侧目。与成功学意义上以有效性决定工作习惯的取舍不同，出行习惯的评判标准是道德和文明。人们通常把不道德、不文明的出行习惯称为陋习。

车站、餐厅、医院、公交车……几乎所有大众化的公共场合都有人大声喊话的现象，不仅在大陆司空见惯，而且还名声远播。某国一位导游对此感触颇深：大陆客到这里看什么都新鲜，于是从下飞机通关就开始张扬自己（用手机向家人报平安）的“大声文化”。他们不懂得在景点交谈要轻声细语，尽量不干扰别人，而是敞开嗓门，喝五吆六。即使一些景点入口处有醒目的中文“安静”二字，他们也熟视无睹。因此在公共场合旁若无人地大声喧哗，成了很多外国人识别大陆客的“捷径”。有的国家在有大陆客下榻的旅馆，为顾及受不了喧哗的别国游客，甚至还专门辟出中国游客住宿区和就餐区。

进入21世纪，在中国科协对民众出行陋习的调查中，“随地吐痰”仍被列为十大陋习之首，可谓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南北东西。国人随地吐痰不知始于何时，反正晚清掌管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当年出访时丢人现眼地在人家欢迎他的红地毯上吐了口痰，已经留在了历史记载中。100多年后的2003年，遍及全球的“非典”曾一度迫使国人矫正陋习，然而当“非典”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随地吐痰”的积习又回归到不少人的生活里，他们想吐痰时依然随地“哈……呸”。“病毒改变不了生活太多”，一位被誉为“旷达而睿智”的知名作家，在“非典”肆虐时的这个预见真的得到了应验。

随手扔废弃物是中国国民的另一大陋习。在十字路口，等候红灯的私家车窗户落下一堆废弃物被抛出的情形，交通民警看到的最多。街头绿地、公交车站层出不穷的纸屑、空塑料瓶、烟蒂、瓜子皮等，环卫工人的体会最深。还有随处吸烟的陋习，走进公园，堂而皇之吞烟吐雾的“瘾君子”比比皆是；出租车上，司机劝告乘客别吸烟而受粗言相对的“窝囊气”也多见于传媒。至于年轻家长带小孩出游时，小孩在大巴车和景点上窜下跳地撒欢儿，就餐时赤脚搁在椅子上，马路边当众脱鞋搔痒等“生活小节”，更是引来外国游客的耻笑。

应该承认一切出行陋习都有其顽固性，需要矫正的根本理由只有一条，就是它与现代文明如水火般不容。把个人的陋习带出大陆，影响着中国在海外社会的形象，这个形象又反过来影响着国民在海外受尊重的程度。有人慨叹：“一个不丢掉陋习的民族，不可能是进步的民族。”针对一些出国游客在旅游场中信马由缰、无拘无束的不文明举止，2006年8月，中国开始实施持续3年的“提升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旨在将礼仪之邦的传统在海外发扬光大，这与20世纪80年代陆续开展的“五讲四美”、“精神文明”教育一脉相承，同时也说明了没有一种特效药能够矫正陋习，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都无济于事。

根深蒂固的陋习是人的观念的外化，当民意为春节燃放鞭炮习惯的“禁”还是“放”而各执一词时，当民意为容忍吸烟习惯的公共区域“增”还是“减”而寸土必争时，我们是否意识到诸如此类的选项，实质就是陋习与现代文明的较量？文明习惯是彰显一个民族精神高度的旗帜，许多国家用了几百年养成的文明习惯，我们也许要用更多的时间去构筑。虽然这很无奈，但我们还是希望眼下一拨儿又一拨儿赴台观光的大陆游客们尽可能检点、自律、“入乡随俗”，不要让那些陋习使中华民族蒙羞。（20080706）